石新安(1907-1978)五峰铺人。少时随父读私塾，后入长沙读中学。1930年在长沙参加何键的炮兵教导队。6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克长沙，石新安在邵阳同乡、红军干部的开导下加入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红三军团司令部担任一段时间副官后，又在朱德总司令身边当过参谋。此后历任红三军团炮兵连连长、军需粮秣科科长、团供给处主任、红三军团供给军械科科长、红一军团第四师管理科主任、军团司令部管理科科长。他办事廉洁奉公，深得彭德怀、聂荣臻、罗荣桓、黄克诚等首长信赖。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石新安任一一五师副官和该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石新安随一一五师千里转战，1938年辗转入山东。遂调山东泰西地区。先后担任泰西东汶支队政委兼工委书记、鲁西军区政治部部长、鲁西军区四分区政委兼军区政治委员会书记、冀鲁豫一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在担任东汶支队政委时，和司令员刘致远一道，带领部队灵活作战，歼灭了大批日伪军和地方顽固武装。并收编东平县一支七、八百人的地方游杂武装。同时争取无党派进步人士张华夷出任县长，组成了抗日地方联合政权。1942年，石新安在陈云和胡耀邦的撮合下，与汪清结婚。1944年入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央组织部行政处副处长。1945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胜利后，石新安重回冀鲁豫任七纵队二十旅政委、旅党委书记，和旅长匡斌率领二十旅，打砀山，攻济宁，金戈铁马，驰骋枪林弹雨之中。1946年9月，在大小杨湖战斗中，石新安带领二十旅，协同六纵一举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三师。部队进城后，他及时通过贺功运动和反骄傲、反松气、反享乐思想的教育，掀起练兵高潮，干部、战士情绪高涨。在逢章集战斗中，部队伤亡严重，但仅休整10天，又一举歼灭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何冠山军中的十一师三十二团。刘伯承司令员称赞石新安有超人的勇敢顽强，不愧为人民的英雄和模范。1947年元月，石新安、匡斌率二十旅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巩堂战斗，迫使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一四零旅举械投降。同年12月，石新安调一纵二旅任政委后，带领部队成功地掩护了刘伯承和二野指挥机关的转移，渡江前夕，石新安主持新成立的二野五兵团政治部工作，他深入连队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亲自过问战士的生活，克服了战士水土不服的困难，保证了指战员身体健康和士气高涨。渡江后，五兵团转战皖、浙、赣、闽数省，追歼国民党残敌。期间，石新安先后主持了景德镇、上饶等城市的接管工作。解放军向西南进军时，石新安任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他带领先遣支队为后续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筹集粮草，保证了兵团大部队向西南的胜利进军。1949年11月中旬，石新安率部进入贵阳市，任军事接管部部长。

　　全国解放后，石新安历任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兼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贵州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贵州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贵州省委常委、昆明军区党委委员等职。1955年授少将军衔。1973年，当选为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自1949年入黔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7年中，举凡贵州的军政大事，石新安都是组织领导者和直接参与者之一。他作风民主，集思广益，爱护干部，重视人才，善于发现和培养典型。在他的倡议下，贵州军区的广场上，矗立着剿匪英雄肖国宝的高大铜像;苗族武装干部吴兴春通过他的发现和培养，成为地方武装干部的一面旗帜，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袖的接见。石新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公私分明，有时他和夫人、儿女同路出行，也不准夫人、儿女搭乘公家配给他的专车。三年困难时期，他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但他还总是把公家照顾配发给他的黄豆、白糖分给身边工作人员和有病需要照顾的下属，自己却常去买些豆腐渣搭配着让儿女们充饥。

　　1969年，林彪在贵州的代理人挑动派性，围攻干部，镇压群众，酿成“7•29”惨案。为保护干部和群众，石新安不顾陈伯达、江青的点名指责，率代表80余名，赴北京报告情况。许多老同志也纷纷找他诉衷肠，他综合众议，写成“万言书”申报中央，和“四人帮”在贵州的代理人进行坚决斗争，因此受到政治迫害。1972年9月，中央曾征求石新安的意见，希望由他出来主持贵州省的工作，但石新安以“年龄太大为由婉辞。

　　1978年10月24日，石新安病逝于北京。苏振华、陈锡联、乌兰夫、余秋里、王震、杨勇、李达、张爱萍等中央领导人献了花圈。